《妈妈!》导演｜一场关于女性命运共同体的畅想

MMMonday 9.12

纪念票根

在中国纪录片界，杨荔钠「年少成名」，早在2000年便以《老头》在世界顶级的纪录片节展中获奖。她拍摄广场上跳舞的老年人们（《一起跳舞》），又深入跟随了其中一对的曲折（《老安》）。她把镜头指向家庭史，在「私影像」这一概念尚未形成的时候，拍摄了《家庭录像带》。她也用镜头陪伴了《野草》中的孤儿近二十年。又用一部《少女与马》记录了自己的女儿和少女骑手伙伴们——新一代的青少年。

杨荔钠的纪录片与剧情片创作是穿插进行的。因此作为「女性三部曲」的剧情片也汇集了她在现实记录中沉淀下来的母题和关注，并藉由虚构更明确地表达她对女性身份和女性经验的自觉，从婚姻关系（《春梦》）到母女关系（《春潮》），描绘了女性在不同亲密关系中的困境和可能性。《妈妈!》带着一种实验的态度去推演不同形态的女性状态和情感关系。母女相处，能堪比夫妻互动吗？记忆退却时，被现实与历史压抑的少女情状会浮现吗？当母女的身份标签也被彻底忘记，爱还成立吗？

《妈妈!》也是杨荔钠最具社会关怀的作品。9月25日，MOViE MOViE 影城所举办的「阿尔茨海默联映」后，上海剪爱公益发展中心创始人汤彬肯定了影片的意义。阿尔茨海默病不是自然的衰老症状，而是一种病理变化。对于患者而言，越早筛查、越早干预，越有可能延缓疾病的发展。在这样一部影响力广泛的影片中，出现患者有意识地去就诊，在银幕上配合剧情打出症状的字幕，都有利于加强社会对这一病症的认识。

据汤彬描述，现实中也有这样高龄母亲照顾高龄女儿的例子，而影片所呈现的困难尚不及现实中的十分之一。回归到《妈妈!》的故事本身，杨荔钠并未依仗任何原型。在蒋玉芝和冯济真这对母女身上，投射了她对母女关系的理想，也注入了她对于何为尊严、应如何维护尊严的思考与生命态度。

9月12日，MOViE MOViE 与@书本放映 共同组织了 MMMonday 活动，并有幸请到杨荔钠导演进行映后连线。以下是杨荔钠与大家的对话。

导演 杨荔钠

杨荔娜，少年学习舞蹈，曾做过舞蹈演员、节目主持人、演员等，出演过贾樟柯导演的《站台》。1996年开始纪录片工作，是中国新生代民间纪录片代表人物之一，《老头》是她的第一部纪录片。2013年执导的剧情片《春梦》入围第42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，获得第37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别关注奖，由此开启了女性三部曲——《春梦》、《春潮》、《春歌（妈妈!）》的创作。

上一代老知识分子，我们慢慢听不到他们的声音，但他们曾经像灯塔一样照亮过我们

MOViE MOViE：

在2015年前后，影片的名字是《春暖花开》，而后改名为《春歌》，再到今天它成为了我们所看到的《妈妈!》。但这3个名字，都代表了影片的不同面向。就请您从影名的流变开始聊起吧。

 杨荔钠：

首先，感谢大家在中秋节假日抽出时间来看《妈妈!》。虽然我现在手机界面里只能看到我自己，但我能想象你们在电影院里注目着大银幕的样子。虽然我看不见你们，但我可以用我的想象力去观望你们。

9.12 MMMonday 现场

影片确实之前有过好几个名字。我的「女性三部曲」片名中都有「春」字——从《春潮》、《春梦》到《春歌》。《春梦》拍摄了女性的青年，《春潮》是女性的中年。到了第三部，我很笃定应该拍摄一对老年女性的生活。

《春梦》(2013)、《春潮》(2019)、《春歌》(2022)

改名为《妈妈!》，是因为它更具有普世性和现实意义。这部电影，我很清楚它是需要跟观众对话的。《春潮》因为疫情没有在大银幕上映。而《妈妈!》这部影片，与吴彦姝老师扮演的蒋玉芝和奚美娟老师扮演的冯济真，这对母女的生活相关，更加聚焦在母性议题和女性议题上。

「妈妈」是我们每个个体都特别熟悉的人。我们从小到大，可能叫的次数最多的就是「妈妈」。但「妈妈」在很多时候是被忽略的。因为「妈妈」的角色太正常、太日常了，日常到我们可以完全忽视她的重要性。我们第一次学语言、第一次站立爬行，十几年的求学一直到成家立业，再到中年和古稀......我们可能会记得人生的不同阶段，但我们未必记得自己叫过多少次「妈妈」。可每次叫「妈妈」的时候，或许就是我们最需要她的时候。

MMMonday 的礼物

我对「妈妈」的理解是，妈妈一直在哺育你养育你，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；但当我们成熟的时候，她却进入衰老期、衰弱期。

我们也会在职场中受到挤压、在婚姻关系中受挫，疫情中我们也可能有无法与家人团聚、与母亲团聚的时刻。在刚刚不到两个小时的电影里，我很希望大家的确沉下心来，与现在已经不太容易想起的「妈妈」这个词产生链接。

如果说我们在这段高度凝练的情感体验之后，当我们从电影院离开后，能够想起这些最日常、最普通的人物关系，那我认为也是有意义的。因此，我认为这部影片叫《妈妈!》会更具有普世性。

而影片的老年议题，是从我的纪录片处女作《老头》以来就一直关注的。我们国家现在已经进入了老年社会，这些问题很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。怎样安放好老人们，是我们年轻人的责任。人到中年，我把跟自己性别相关的母性议题与老年议题结合在了一起。

影片的角色塑造涉及知识分子的身份。其实，对上一代知识分子，我充满了敬意。他们经历过很多人生风雨。《妈妈!》中的母女不是我《春潮》里的那对为了世俗的细节一直死磕、难以和解的母女。蒋玉芝和冯济真不是，她们有对生活的态度，有对应该如何有尊严地老去非常具体的想法和行动。这些都是在我的创作过程当中，非常想探讨的。

阿尔茨海默病也是。目前在国内外，它都是特别严峻的一种疾病，而且越来越低龄化。我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发现，有甚至50岁左右记忆就被侵蚀、拿走的患者。我们首映的这几天在上海、杭州都有给阿尔茨海默病患者、家属以及义工志愿者的家属做专场。他们都说我们的电影做得非常及时，因为大众现在对这种疾病的认知还不够。

9.25 MOViE MOViE 举办阿尔茨海默主题联映展，邀请上海剪爱公益创始人在 kubrick 分享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知识

结合这几点因素，都让我认为，「妈妈」这个词会让影片得到更多观众的理解和共鸣。上映这三天，我们一直路演下来，也确实感到让更多人能进电影院、更多人能在这部影片中获得各种各样的感受和力量，就是我们做这部电影的意义。

MOViE MOViE：

您做纪录片这么多年，对于人情百态的观察和表现，很多会来自于纪录片的积累。在塑造这对母女的时候，您是否有一些现实中的原型来辅助创作呢？

 杨荔钠：

这部影片完全是我虚构出来的，也是跟我生活最没有关系的。我觉得做纪录片给我的经验，优势在于让我特别善于观察生活，为我提供了了解社会的养分，这些是如果我不做纪录片可能无法获得的。但这对母女，与其说有具体的原型，不如说上一代老知识分子，都是我的原型。我可以在书中阅读他们的过去，他们现在也生活在我的身边。我们在公交车上、在公园里、在餐厅里，偶尔都会碰见他们的身影。但现在时代正在放慢他们的脚步，我们也慢慢听不到他们的声音。但他们曾经像灯塔一样照亮过我们。

所以与其说是原型，不如说是那一代人的精神气质，是我创作最原始的文本的来源。

我希望有一天，我能够很体面地、很有尊严地过完我的晚年，就像电影里的这对母女一样

观众1：

导演您好，这是我第一次看您的影片。我可能更多是想做个分享。您说这部影片是想和观众建立一个对话，我想起码对我来说，您想传达的讯息我都接收到了。我外婆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，一直是我的妈妈去照顾她……刚刚影片结束之后，我得冲出去擦一下眼泪再回来。

我没想到刚刚主持人问您说是否有原型时，您说其实没有。我特别惊讶。因为影片的许多场景和情感都非常真实。比如有一场戏在养老院中，当女儿离开放映厅后，又绕到后台去偷偷看一眼妈妈，真的特别动人，把母女关系抓得非常好。我自己也在创作，第一和第二部作品分别触及了阿尔茨海默病和母女关系。前不久我正好跟母亲吵了一架，也是刚刚获得和解，这之后我选择了留在父母身边，再与他们同住一段时间。看到您这部影片，我觉得我的选择是正确的，并且我会更加好地去珍惜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光。谢谢导演。

 杨荔钠：

无论是创作还是跟家人关系，我也是到了50岁才懂点事，年轻的时候也跟父母死磕，但时光能教会我们很多。所以也是人到中年，我才有一部，或者说回到一部，比较能够去谈「爱」，谈「理解」的电影。

观众2：

我对影片最后一个镜头的理解是，她们共同走向了生命的终点。我会有这个想法，是因为我家族里面有这样的情况。我的一个姐姐身体状况不太好，不能够独立生活了。伯伯就说，如果到最后，她走在前面的话，他会选择和女儿一起走。我想问您最后这个镜头的处理，有这样的考量吗？另外，从您个人出发，如果您遇到这种情况，会怎么处理呢？

 杨荔钠：

嗯。听你这么说，我也感到非常难过。但我想，关于生命的终极问题，是所有人都会面临的课题。「生老病死」其实一直是我创作脱离不掉的主题。她们在海边的这场戏，我把她理解为一个开放式的结尾。那些浪花代表了人生的浪潮，代表了母爱的伟大和力量。她们在海边学走路，回到小时候的样子，那是人之初，生命轮转，重复再来的一个象征。海水张开了它的胸怀，去拥抱所有热爱它的人。这是我对那场戏的解读。

最后是母亲在「照顾」女儿，对吗？不是，或者说不仅仅是。我认为母亲对女儿的爱不仅仅体现在变成母狼、去做饭、给她盖多少次被子。我觉得她真正对女儿的爱，在于她保护了女儿的尊严。女儿之前有洁癖，是强迫症。所以她们在餐厅的那次谈话里，母亲说「我会像你清洗我一样，报复性地清洗你」。那不是一个玩笑，是母亲对女儿的承诺。

哪怕没有这部影片，我自己平时也会思考，我老了以后该怎么办？当我面临疾病的时候我该怎样？我该怎样照料我的父母？我该怎样面对自己的未来？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状况。但是我希望有一天，我能够很体面地、很有尊严地过完我的晚年，就像电影里的这对母女一样。

女性的命运共同体，能怎样在一部电影中被观众看见？这是我在创作中要不断思考的

观众3：

电影中出现了很多片段暗示父亲的去世，比如女儿在桥前捧着菊花。虽然没有明示，但我觉得可能是父亲在这座桥附近去世的。我想问您是否有对父亲的去世做过具体的构思呢？

 杨荔钠：

作为一个导演，给每个角色的故事做详细的构思，是我必做的功课，否则父亲就不成立了。不论是卡司还是故事情境中，似乎父亲都是不在场的对吗？但一部分我想说的就是，父亲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，在很多家庭中，就是缺席的。尤其在上一代人自己的生命进程当中，有人很早地就离开我们。这部电影里父亲这个角色也很重要，他连接着母亲和女儿的过去与未来，他也是这个家庭特别重要的精神支柱。

女儿也可能恰恰是因为对父亲怀有深深的愧疚，才得了阿尔茨海默病，因为这是她内心特别大的隐痛。当这种病缠上身的时候，一会儿像魔鬼侵蚀她，一会儿又给她短暂地打开了枷锁。女儿发病后反倒变得有笑容了，反倒吃饭香了，反倒在她不认识母亲的那一刻，能跟母亲说出她心中的秘密了。在这部影片里，父亲是不可或缺的，他在女儿眼里是虽死犹生；他穿过那道死亡之门，会和他们一家人团圆。这可能也是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缩影。对每一个家庭而言，生命、缺失、消亡，都是正常的。

女儿手中拿着替父亲出版的书——

《父亲的最后考古日记》

但我更想表达的是父亲跟女儿、跟女性、跟这一家人深深的思恋与爱。发病前后，女儿最幸福的时刻，就是回到她的童年时光，踩在父亲脚上跳舞。她日思夜想的都是父亲。这一家人在山洞说「我爱你」的时候，我想这些对女儿来说都不是幻觉，那就是她们一家人真正幸福美好的时光。无关疾病跟想象，那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情感。

MOViE MOViE：

说到这一点我也有个问题。杨荔钠导演有一部纪录片，大陆的观众很少有人看过。但在很多文献中，我们知道它的重要性，就是《家庭录像带》。在《家庭录像带》中，您把摄像机对准了自己的家人，追问父母离婚的原因。那部影片也提到，孩子对于父母的某种「背叛」。而且这种「背叛」其实并不是来自孩子有意识的加害。但这样的隐痛会对这个孩子未来的一生，产生毁灭性的影响，或者至少是绵延数十年的影响。在《春潮》里，对于父辈的背叛，在故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。到今天的《妈妈!》，这个背叛的幽灵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人物前史的交代。这是我所看到的在您的作品中一些延续下来的东西，不知道您对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回应呢？

 杨荔钠：

（笑）你的问题也够狠啊。我觉得背叛和忠诚，或者背叛和不背叛，是相对的。尤其在我们幼年的时候，在亲密关系里边——在我的电影里面，我确实一直都没有回避掉这些。那反过来我也想说，无论是从《家庭录像带》那时，还是《春潮》，到现在的《妈妈!》，我一直都在讲，女性在家庭和社会当中，面临「背叛」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她们的态度是什么。

《春潮》中郝蕾饰演的女记者郭建波

这种态度其实对我很重要。当我们生活里出现太多让人失望的事情，或者令人不堪的时候，我们该怎样去处理当下这个情境。这是我无论在创作还是生活中，都在思考的一部分。

与其说「背叛」是我一直延续的主题，不如说我想在「背叛」中找到每一个角色，包括我的母亲。那会儿我二十多岁，我是从我母亲身上，真正地开始从内向外看，看我周边、还有世界上所有的女性群体。她让我看到女人的良善还有悲喜，是让我从内部看向外部，很重要的一个引导的过程。所以我一直说，我的「女性三部曲」不是一个终结，恰恰是一个开始。因为在我有限的生命和创作生涯里，有太多太多讲不完的女性故事，因为这些女性身上有太多的美德，坚韧、温柔、宽容、良善……那些都是双刃剑。那我怎样能用我的作品来跟周遭的世界对话？女性的命运共同体，能怎样在一部电影中被观众看见？这些都是我在创作中要不断思考的话题。

「女性三部曲」中的女性形象

MOViE MOViE：

非常感谢您的这种勇敢和「狠劲儿」，把一些私人性的体验，放大到公共领域当中。而这其实也是许多个体、家庭都会产生共鸣的创伤，但可能并未真正找到一个出口去诉说它。不论是虚构还是真实，我觉得您拍片的态度一直都是「给予这个人多一些可能性」，所以背叛也不是道德上的终审判决，而是多一个机会让人可以更了解自己、了解自己与他人之间可能的关系的一个契机。

我设计让女儿发病，而不是母亲，就是要让这场风暴更加不可预测。疾病不是老人们的特权，不是吗？

观众4：

一开始偷东西的那个女孩，在3年后带着孩子回到这对母女家，陪了她们一段时间。我想知道这个姑娘有什么背后的故事，或者是隐喻呢？

文淇饰演的偷东西的女孩周夏

 杨荔钠：

这两天在路演当中我也经常被问到——女孩周夏和冯老师的关系。我认为她们是双向救赎。冯济真本来的职业就是老师，当她看到一个这么年轻的生命处在迷茫期，她肯定有她的态度。在公交车上她们相见的那一刻，冯没有大声喊出来「小偷」。这不是她对待他人的态度。她把脸转向了一边。

在那个可能被暴露的时刻，收到这样的反应，周夏可能比其他任何情况下有人去暴露她会有更多惊慌。周夏从派出所里被冯济真假释出来的时候，她们在餐厅，冯济真递给她一个信封，里面是一点钱。周夏拿过钱的时候，冯济真没有跟她说过一句台词对吗。一直是周夏在说话，但周夏从她的目光当中，我相信能接收到信任、良善，也能接收到期许。你也可以说，冯济真看到周夏，可能会想到年轻时候自己，那个时候她犯错没有人告诉她。但周夏不一样。周夏犯错，她还有机会可以改。所以当周夏3年以后带着她的小女儿回来，我想那是女性代际之间的一个延续。周夏可能就只待了一晚上，她像风一样来，像风一样走，但会让这对母女有片刻的安宁和抚慰。那个时候冯济真已经不认识周夏了，但是她并不怕她。周夏给她的嘴画口红，她特别开心，也愿意让周夏睡在她的房子里。我想这就是女性命运共同体，是她们之间很深的连结。

生活里边，我们有老人、中年人，也有年轻人。如果这部电影只有这对母女，那我认为太悲伤了。我也想通过周夏的出现，找回一种人际关系。我们曾经拥有的这种人际关系，但它现在很大程度上被关闭、被忽略、被躲藏、不被信任。不是因为我们有血缘关系，我们有亲朋关系，我才愿意在你需要的时候去理解你、关心你、帮助你。而正是在你我可能仅是陌生人，仅因为我们在一个时空相遇过，我也愿意去这么做。这些是我所认为的周夏在影片里的意义，还有我对她的理解。

观众5：

杨导你好，这部电影我是第2次看，其实内心还是比较抗拒的，因为看了会哭。我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是母女俩去的老人中心，有一个女门童的演员叫做唐婉茹，看得出气质非常儒雅。在电影里，即便得了这个病，她也是很讲究的。演职员表里面她的名字是上了白框的，应该是已经去世了对吗？想问她是素人还是演员？

 杨荔钠：

嗯是的。她不是演员，是素人，是在两个月前去世的。她本身职业是一名老师，高中语文老师。她也是我的好朋友.....

观众5：

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母女俩住的这幢楼。这是一个带院子的一个套房吧？我想问，是先有电影的剧本，再选择了这样一个房子，还是先有房子，再有了母女的这个故事？

 杨荔钠：

这是个挺有趣的问题。应该是先有了剧本。但你看到的这个房子也很重要啊。我们当时在杭州拍的，杭州是《妈妈！》的出生地，这个主场景是我们在浙江大学农业学院的分校找的。这是个老建筑，是苏联盖的一栋小红楼。但它里面的面积特别小，我们美术指导就在院子里搭了个景，等于这个家是被制造出来的。但是周围的花园、那条路，都是属于学校的校园。包括女儿有一次穿着婚纱，回到西溪路56号，跑上楼梯。

那个楼也特别有历史感，现在都被杭州作为文物保护起来了，因为它的年岁几乎跟女儿一般大。这些场景在杭州出现的时候，当我看到它们，就像看到老灵魂一样。它们为女儿这一家遮风挡雨，它也能诉说她们所有的悲哀与喜乐。家里的气息，也都浸染了大学教授的气质，属于知识分子的居住环境和样貌。

MOViE MOViE：

本片也选择了比较具有类型片经验的美术指导（翟韬）和造型（吴里璐），与《春潮》有非常大的区别。

 杨荔钠：

嗯是的，每个电影的气质都是不一样的，视觉呈现的差别也很大。《春潮》的选景就是我大姨家嘛，没有比我大姨家更合适演《春潮》的场景了。但《春歌（妈妈!）》不一样，《春歌》应该有《春歌》的样子。一对这么好的母女，两位这么好的演员，以及这个院子，本身都是从容、庄重的，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主创，为她们设计的服装、搭建的家，都能契合她们本身的气质。

对于这类老人，其实到了晚年她们才刚刚获得片刻安宁。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把时间都交给了家庭和事业，到老了她们才刚刚开始有一点喘息空间。而在这种宁静的表象下，风暴依然会不期然地降临到她们身边。在故事线上，我设计让女儿发病，而不是母亲，就是要让这场风暴更加不可预测，更反衬出这种意外和不寻常。它才能成为一种警醒：疾病不是老人们的特权，不是吗？

说在最后

MOViE MOViE：

今天我们映后的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最后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《春歌》这个前片名的出处，它是南宋时期无门慧开禅师的一首诗偈：「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。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」它的氛围与质感，与影片的气质非常匹配。我也把它理解为一种祈愿。祈愿未必能实现，但它的存在就能给予我们些许抚慰。在今天这两小时情绪的跌宕起伏之后，我们也再次感谢杨荔钠导演为我们带来的这部非常温柔的作品，也祝愿《妈妈!》可以在大银幕上走得更久一点！

 杨荔钠：

感谢观众朋友们。如果这部影片给予了你们一些慰藉、更多的一些想象，这就是我做这部电影最好的回馈与意义。再见！

  THE END  

主持人 / Lesley

摄影 / Di-Di

录音整理 / 柯布吸椰 & Sylvia

编辑 / Lesley & Jenny

致谢 / 书本放映

部分图片来自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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